11月28日，“学院品格——2025年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教学研究展”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各院校教师作品与精品课程成果。在活动举办之际，本期特刊发广州美术学院花鸟画专业历史沿革相关文章，展现其在传承与创新中的发展脉络与育人成就。
南岭逶迤，苍茫叠翠。岭南自古被视为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这片“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沃土，孕育出一派迥异于中原文化而饱含原始生命冲动与鲜活野逸气息的艺术基因。岭南花鸟画脉的肇始与流衍，其学术品格的塑成，经历了三重关键的淬炼与熔铸：中原文化的南迁涵化、近代口岸欧风美雨的洗礼，以及现代学院教育体系的构建。岭南花鸟画或可视为中原文化南渡后，与岭南山川风物相激荡的产物。当文人画的清逸笔墨遭遇南国炽烈的阳光、繁茂的草木与喧腾的生机，新的审美取向便悄然滋生——一种对自然物理的细致体察和对生命律动的由衷礼赞。这种注重“生趣”与“鲜活”的气质，为岭南花鸟画的变革埋下伏笔。
广州作为中国南方门户，晚清以降成为西学东渐的“实验场”与“策源地”。以高剑父为代表的艺术家，倡导“折衷中西，融汇古今”，意在打通古今中西的壁垒，回应时代巨变。与此同时的广东国画研究会则秉持“守望传统，以古开今”的立场。这两股看似路径迥异的潮流，共同构成了岭南花鸟画在近代化浪潮中“开放多元、关注现实”的总体品格。
岭南花鸟画现代学术品格与教学体系的正式确立与深化，则以广州美术学院成立之后的教学主张为标志。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前辈教育大家倡导“直面生活，注重写生”的务实学风，这种源自生活、饱含生命力的“鲜活生猛”气息，成为学院花鸟画创作最鲜明的集体印记。改革开放之初，广州美术学院得风气之先，亦为花鸟画教学与创作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彼时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上虽未分科畛域，却鼓励兼容并蓄，极大地拓展了广州美术学院花鸟画专业的精神维度与表现形式。当下，学院花鸟画教学体系日臻完善，新一代学人更在传统文脉、主题创作与当代艺术表达之间寻求新的平衡与突破，呈现出守正创新、多元并举的蓬勃局面。广州美术学院的花鸟画脉清新刚健的学术传统，起于南国沃土，成于时代浪潮，它塑造了岭南花鸟画独特的美学品格，也为中国花鸟画的现代转型，贡献一份充满生机与锐意的“岭南方案”。■。
晚清时期，居巢、居廉兄弟的出现，开启了岭南花鸟画最具开创性的历程，成为近现代岭南花鸟画变革的重要源头。居氏兄弟在吸收传自常州画派的宋光宝、孟丽堂画风之后，自成一家，以特殊的撞水、撞粉之法，描绘岭南的花卉草虫，开始真正突破文人花鸟画固有的形式。这种一改文人画逸笔草草的作风，无疑将对自然物理的观察拉回宋院画追求格致精微的传统，同时，又与近代西方博物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中西传统的折衷性尝试的先声。晚年居廉函丈丹青，授徒于十香园，因此写生画法及写生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居氏绘画取材广泛，没有传统文人雅俗高低之分，也为后来高氏兄弟以现代事物如飞机、坦克等入画开创了先例。
高剑父、高奇峰与陈树人作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兼具艺术家、革命者甚至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他们都从居氏花鸟画入门进入中国画传统，并在游（留）学日本的经历中，接受西洋和东洋新画法与艺术观念，在“二高一陈”的艺术历程中，花鸟画一直是他们最为擅长的领域。在“岭南三杰”之外，岭南花鸟画坛上，同样有留学日本经历、践行折衷中西的画家还有何香凝、黎葛民、鲍少游等，他们对于岭南花鸟画艺术的革新发展也有着各自的贡献。在岭南“二高”的学生辈中擅长花鸟画的就有赵少昂、苏卧农、何磊、赵崇正、杨善深、叶少秉、张坤仪、何漆园等，方人定、关山月、黎雄才等也在山水、人物之外亦兼善花鸟。他们总体表现出对写生的重视，兼容中西的总体风格，或设色浓艳厚重，善于运用光影营造深邃的画境；或简淡隽永，取材岭南乡间风物，画面呈现一派宁静天真的意境。由此可见，他们经由日本近代博物学视野，而追溯宋元精微写实的画学取向。
成立于1923年的广东国画研究会（癸亥合作社）作为近现代岭南画坛的另一重要群体，他们主张复兴中国画，以弘扬传统启发创新。在广东国画研究会群体中，不少以花鸟见长或兼善花鸟者，如赵浩公、李凤公、温其球、潘达微、容祖椿、邓芬、李研山、卢观海等。他们有不同的师承渊源，共同构建了近现代岭南花鸟画艺术的多样性特征。
无论是岭南画派开放的艺术革新精神，还是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守望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岭南地区花鸟画走出传统，进入现代化进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为大规模的社会观念与制度变革，花鸟画一度被归入无用之列。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复苏，岭南地区的花鸟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时名家辈出。其背后原因，恐怕要回溯到清中期以来所形成的岭南区域美术传统——开放多元、关注现实的区域美术生态，从而也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画史中具有独特意义的篇章。■。
如果把1985年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增设花鸟画教研组作为一个标界的线年广州美术学院花鸟画教学创作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53年至1958年为创生阶段，1958年至1978年为隐伏阶段，1978年至1985年为展拓阶段。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在学术源流上融汇了广东、湖北、广西等地的文化资源，其花鸟画艺术开篇格局就逸出地理意义上的广东范畴，使得岭南花鸟画艺术与湖北乃至其他省区产生碰撞、互鉴与融合。中南美专在武汉五年间会聚了张肇铭、喻侠夫、何磊等花鸟画名家。其花鸟画创作，一方面依然延续传统花鸟画艺术抒情达意、托物言志等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对政治生活的热情。
1958年，中南美专整体南迁广州，更名为广州美术学院。1969年与广东音乐专科学校、广东舞蹈学校合并，更名为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南迁以后，花鸟画教学依然在中国画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花鸟画贯穿于全年级教学之中，从事教学的教师有吉梅文、何磊、卢振寰、黎葛民等。此一时期，在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语境中，花鸟画难以承担更为宏大的社会与文化议题，多为遣兴之作。1978年，广州美术学院恢复建制。改革开放后，中国画系开始招收研究生，他们多数人留校任教，在此后二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成为广州美术学院花鸟画领域的核心教师，也成为广东乃至全国花鸟画坛的中坚力量。
在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广州美术学院从无到有建立了一代高等花鸟画人才培养体系，花鸟画学科是一个传承有序不断因应时代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是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承上，自创建之初即吸纳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展现了多元文化特质。南迁广州后，更为强调以岭南画派为首的地域文化的承继与创新探索，将“岭南画学”树立为一面凝聚人心具有鲜明识别度的旗帜。留校任教则是强化文化认同感形成画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式。花鸟画尽管未单独设为一个专业，但整体而言中国画系的教学是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科并重。在广州美术学院花鸟画艺术创生与展拓历程中，延续地域美术传统，广益多师，师生的教学与创作乃至毕业校友，不断塑造着花鸟画学科的面貌，在中国现代花鸟画史乃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留下印记。■。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花鸟画教学作为构建“岭南画学”体系重要的有机构成之一，在新时期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科目。在20世纪80年代，广州美术学院的花鸟画创作糅合了山水画、重彩画、壁画的样式，诞生了一系列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经典作品。恢复高考后，广州美术学院成为第一批招收中国画专业研究生的院校。而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等导师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以及鼓励创新的岭南精神，使得原本一些学习山水画、人物画的学生，在留校任教或者进入创作机构之后，亦大胆转向花鸟画创作，进而融合了不同画种之间的优势，使得岭南花鸟画的崭新面貌一度在视觉上引领全国风潮。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以及接收外来文化的最前沿，使得这一时期广州美术学院花鸟画的发展趋势还有着明显的国际化色彩。一系列的视觉文化样式通过学术交流、美术展览乃至商业贸易不断输入广州，为艺术家带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灵感的来源。而一部分艺术家也进一步通过留学、游学前往国外，系统性地学习吸收了国外艺术的优秀之处。尤其是曾经影响岭南画派折衷风格的近现代日本绘画，在这一时期得以完整地被中国现代花鸟画吸收，在视觉框架和技术体系上与传统花鸟画相融合，催生了新的样式。在这40年的历程中，原先已经在其他领域有着创作经验的老一辈艺术家亦在花鸟画创作方面再创辉煌，如陈章绩、林丰俗、尚涛等，他们将山水画、书法、金石碑刻的气息融入花鸟画进行改造，展现出岭南花鸟画的新气象。而周彦生、方楚雄、苏百钧、万小宁、林若熹、陈少珊、陈湘波、郑阿湃等以工笔画为基础，进而综合发展的画家群体先后涌现，在全国美展等重要展览屡屡斩获佳绩，引发了对岭南工笔画的广泛讨论，也树立了广东花鸟画最有代表性的形象。张治安、陈永锵、陈新华、梁如洁、方土、林蓝等画家或以山水画的宏大气息入画，或重现大写意的磅礴气魄，或以外来美术、壁画、公共艺术的样式改造花鸟画，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多重的可能。
当下的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花鸟画专业，拥有许敦平、许晓彬、赵春恒、刘瑗、刘煜等一群处于创作、科研旺盛期的中青年画家教学队伍。在坚守传统花鸟画学术性的基础上，其教学体系覆盖了工笔、兼工带写、大写意、重彩、水墨等样式。尤其是近年来，广州美术学院的花鸟画体系在教学改革与通识教育中，广泛地渗入到传统绘画、主题性创作、当代艺术三个大方向，逐渐走向强调学院品格、坚持守正创新、风格兼容并蓄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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