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改革开放30年作为契机，海关出版社推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大家随笔文丛”，试图以这种轻快而亲近读者的文体，勾勒和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坛乃至整个社会的面貌。
7本作品中，从内容和形式上最都契合于改革开放主题的，怕要算是张贤亮的《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张贤亮的身份也算得上最特殊的一位：他是文学家、从政者，同时也是企业家，他所创办的华夏西部影城今天已经是国家AAAA级景区。
作为文学家的张贤亮，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然而不能忽视的是，正是改革开放的契机完成了他创作的转型，他不再是高唱《大风歌》的诗人，转而谆谆于与读者分享“唯物论者的启示录”，而从《小说中国》、《张贤亮散文精选集》等作品的问世开始，张贤亮又开始以一位散文写作者的面目示人。
这套文集的责任编辑包妍女士介绍，刚开始张贤亮交付的文稿的构成，不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面貌。“后来在我们的要求下，张先生拿出了2008年1月创作的《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等作品。”包妍说。于是，读者就在作品中看到了一系列回忆“文革”时期经历以及讲述改革开放之后变化的文章。
作为一位参政者，张贤亮在散文随笔的创作中创建了一种新的文体。丛书的特约编辑汪兆骞介绍说：“我在与张贤亮讨论文稿选择时，他说，我是多年的政协委员，有很多提案可以拿出来。这是他找到的一种更加便捷的表达方式，把这些提案加以改造，就成为了一种新的文体。”…
《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中所收文章中，很多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部分语言犀利，观点尖锐。然而据包妍所言，本书所收的一些议题，都是种种原因下未能落实的。她说：“张贤亮先生表示，他是本着一位人的身份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属于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出发点都是好的，也希望读者能了解自己多年参政议政的心声。”。
“文丛”另一位作者邵燕祥经历了共和国两次建设的高潮，上个世纪50年代初，那时邵燕祥开始以从事新闻工作。回忆起那个时代，邵燕祥说：“当时，我作为一个记者，深入工厂、矿山等基础建设工地。诗歌是那时候的副产品，那的确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时代。”。
新时期，邵燕祥又以“归来者”的面貌重新执笔， 邵燕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写作的重心向杂文倾斜，数量上也逐渐超过诗歌。”？
两次执笔，邵燕祥在文坛的形象也不尽相同。汪兆骞就这样评价邵燕祥：“第一次登上文坛，他是少年诗人，意气风发。新时期的归来，他更像是一位哲人、一位思想家，他不再是单纯地讴歌，有更多反思的东西。”….
邵燕祥的散文体作品体现出一种不容折衷的正义感。他强调：“我是一个从时代就开始试图改造自己的人，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改造好。我在文革中也曾说违心话，以攻为守；也曾失去了自己的文艺观，成了政治的工具。这段路走得不平坦，现在回头数脚印，未必认识得清楚。”他说自己这本《闲情》是自认为题目比较扎眼的一本随笔，此前他从未有过如此甜腻腻的命题，因为这本书虽然记录了社会百态，但切入点都是非政治的。
提到邵燕祥之于新时期，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朦胧诗。1979年，邵燕祥编《诗刊》的时候，第一个在主流刊物上为北岛、舒婷二人提供版面。“我是支持朦胧诗的，毋庸置疑。”邵燕祥说，后来《诗刊》也刊登了不少批评朦胧诗的文章，“我是第四把手，不是任何事都有决定权。”！
不过朦胧诗的时代已经过去，邵燕祥分析其中的原因，“很多模仿者也写了大量莫名其妙的东西，坏了朦胧诗的名誉”，邵燕祥也很无奈。《闲情》里有一篇《给舒婷做个补充》中提到：“诗人舒婷的散文，我只要遇上，总是先睹为快的。”他的朦胧诗情结，可见一斑。
文学的新时期，是伴随着一批小说的创作开始的。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伤痕文学”，又以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反思文学”，上海文艺选编出版的《重放的鲜花》，标志着“归来者”返回文坛。然而最贴合全新时代主题的，当属“改革文学”，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文丛”作者中的蒋子龙和柯云路。
汪兆骞曾是《当代》杂志的副主编，他也愿意谈论一下当今文坛：“今天活得最好的文体大概就是散文了。因为就时间而言，它短平快，读者读起来不费劲；另一方面，它实用，人们能够拿来作为谈资；一些人对于社会有一些不满，议论起来又苦于说不到点子上，读一读杂文，能给他们出出气。”。
“中国当代文学大家随笔文丛”虽冠以随笔之名，然而反映的层面却绝不局限于此。不仅其作者均为新时期文坛的中坚力量，且内容反映的也多为当下最为热点的文体。当人们知道张贤亮写了一篇《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之后，也许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当人们关注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中大谈《红楼梦》之际，也许还不知道他也研究建筑和足球；当人们为《情爱画廊》中张抗抗高举的“女性主义”大旗击节叫好之时，也许不知道她也并非是对男权社会报复性清算的支持者。然而这些，在“文丛”中都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