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东有巍峨太行如屏障矗立，西伴滔滔黄河似巨龙奔涌，山川形势险固，雄关险隘环伺，素有“表里山河”之称。这里是中国人类祖先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流交融之地，因此造就了根植于中华文明、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三晋文化，见证着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五次亲临山西考察，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为山西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山西牢记殷殷嘱托，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让三晋文化焕发勃勃生机。
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是古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是中华文化孕育形成的核心地带。距今约243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留下了最早的人类用火记录。800余处旧石器遗址和地点印证了山西在早期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约在7000年前，山西南部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已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为华夏文明的早期肇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与社会基础。具有4600多年开采史的运城盐湖，承载着华夏先民对文明起源的集体记忆。位于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陶寺蟠龙、写在陶壶上的朱书陶文以及陶鼓、鼍鼓、石磬等乐器，表明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制度文明。
叔虞封唐，“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形成了三晋文化因地制宜、顺时应变、兼收并蓄的底色。“曲沃代翼”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晋文公创立三军六卿制度打破了“公族掌权、层层分封”的宗法隶属关系。晋平公时范宣子制定《范宣子刑书》，晋顷公时赵鞅铸刑鼎公布成文法。侯马盟书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卿赵鞅参与晋国内部由六卿纷争至四卿并立的一场激烈政治斗争，为深入探究、挖掘、传承和弘扬盟誓文化、诚信文明、契约精神等提供了实证，是继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商周时期铜器铭文、战国至汉代竹简以后，中国早期文字的又一重大发现。
源于西周的晋祠，既是晋国宗祠、三晋之根，又是三晋政治、历史和人文精神的千年之园，浓缩了三晋文化的精髓，见证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经过历代修缮营造，晋祠发展成为集宗教、文化、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群，是三晋大地上的文化瑰宝。
山西是中国人类祖先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流交融之地，因此造就了根植于中华文明、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三晋文化，见证着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左上图为晋祠圣母殿；右上图为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左下图为应县木塔；右下图为平遥城墙。 山西省委宣传部供图！
“百家学说”的思想重镇。春秋战国时期是三晋文化特色初步形成的时期，三晋大地成为以法家文化为主体，兼及儒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学说的重要思想策源地。
晋国历史上出现了李离、魏绛等法家先驱。魏国法家代表人物李悝通过搜集整理各国颁布的成文法，总结各国法律思想的积极成果，编纂了《法经》一书。《法经》的编纂，奠定了战国法家学派的基础，也把魏国的法治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峰，不但开了当时各国相继变法、实行法治的历史先河，也为历代王朝制定律令提供了经典依据，在我国封建法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故后人说，“法家源自三晋，成就于秦”。
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西河设教”，形成了儒法并重的三晋儒学，使西河成为当时的教育文化中心，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思想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尸子主张德治法治并用，以德柔民，以法范民，以求“保民而王”的实现。《吴子》和《尉缭子》都是以魏国的社会背景和军事形势为基础写成的兵书。山西还是纵横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涌现出多位影响战国格局的代表人物，张仪的连横策略为秦国东出兼并六国扫清了障碍，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百家学说”的碰撞与创新，使三晋大地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极具活力的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是山西古代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
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之域。山西地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错带，不仅是思想文化的荟萃之地，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以兼收并蓄的姿态涵养出独特的地域文化。
两汉时期，山西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节点，成为不同文明交汇的前沿。随着佛教在中土盛行，多元文化的交流交融呈现出儒、释、道融合的历史特点，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北魏前期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孝文帝崇佛拜佛，重视义理之学，使北魏佛教走上禅、理并重阶段。云冈石窟也由开创期的中亚犍陀罗艺术造像风格，转向了鼎盛期褒衣博带式的新服饰，体现了佛教艺术与汉文化的深度融合。这一时期，山西雁门人昙鸾等开创的“净土宗”就是儒、释、道融合的产物；东晋慧远则被公认为主张儒、释、道合流的第一人。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也吸收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格式等进行改革，寇谦之就据此创立了新天师道。建于北魏的恒山悬空寺，其最高层的三教殿中，儒、释、道三位鼻祖同居一室，开创了“三教合一”的文化奇观，影响深远。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将佛教、道教及易理完美结合，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这一时期，内徙的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他们许多优秀的文化因素，如服饰、饮食、宅居、建筑、舞蹈等也给中原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胡床的引入改变了古代汉族席地而坐的传统；胡笳、琵琶、箜篌等少数民族乐器的传入，使中华民族乐器大家庭不断得到充实；秦汉以来的百戏歌舞因吸纳了西凉、高昌、安国、龟兹等地的胡乐歌舞而更加兴盛；北方少数民族慷慨高歌的传统，对山西地方戏曲的特色给予巨大影响。隋唐时期在南北文化交融和中外文化交流两方面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介休祆教楼印证了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共存共荣；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上雕刻图案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内容以及花草树木，均取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是我国发现的反映中亚古国和东西文化交流最集中、最丰富、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诗词曲艺的“百花园”。隋唐以后文化重心下移，市民文化逐渐盛行，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活力。三晋文化顺应并推动了这一文化发展进程，在诗词、戏曲等方面大放异彩，对中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晋诗人群体主导了中国诗歌的数次转型，从初唐格律定型到盛唐气象恢宏、中唐现实关怀，再到晚唐词体滥觞，形成“半部唐诗在山西”的文化盛景，为中华文化增添了诗的意兴和诗的美。王勃突破齐梁绮靡诗风，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开启唐诗壮阔新境；宋之问精研律诗格律，“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彰显其五言律诗典范；盛唐王之涣、王维的边塞诗、山水田园诗独领风骚；大历才子卢纶等为中唐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白居易以《新乐府》50首留下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为文之道；晚唐的温庭筠融合南朝宫体诗与北里倡风，凝练出“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的“花间派”风格。
山西是戏曲孕育、成型的核心区域，宋金说唱文学、诸宫调、金院本在此积淀，形成“戏曲文物甲天下”的格局，被誉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故乡”。对杂剧的曲调有很大影响的诸宫调创立于泽州。现存的金朝大安二年（1210年）侯马董氏墓中的金院本戏台和戏俑，是金院本在这一地区流行的历史见证。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一生创作有16种杂剧，《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是最早编成戏剧演出的“梁祝”故事；吴昌龄擅长写西游记题材，其作品《唐三天取经》是最长的元杂剧；《倩女离魂》的作者郑光祖也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一生写过18种杂剧剧本，反映了元杂剧后期的文采派风格。宋、金、元时期的戏曲文物以山西最多，而且种类繁富，勾画出山西地区戏曲演出的繁盛景象。
商脉、文脉与匠艺的“博物馆”。明清时期的晋商、文学、建筑艺术等领域的发展创造，体现了三晋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时代特色。
三晋大地商业文化历史悠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以山西太谷、祁县、平遥等地商人为代表，形成持续兴盛500余年的晋商，经营范围涵盖盐铁、茶叶、丝绸等大宗贸易，首创票号实现资金汇兑业务，商号分号遍布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形成“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因应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的发展，章回小说在明代正式成型，三晋大地是这一文学革新的重要发源地。罗贯中是中国长篇章回小说的奠基人，创作了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志演义》等经典，与《水浒传》、《西游记》等并称为“明代四大奇书”。在它的影响下，先后出现了一二百部历史演义。
根脉与文脉交相辉映。明代初年，共有18次移民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出，直接涉及1200多个姓氏和汉、回、蒙古等多个民族，迁徙地几乎遍及全国，书写了“问我祖先何处来”的迁徙史诗。明代理学家薛瑄开创河东学派，推动理学从“书斋之学”走向“经世之学”。作为明清书法刻帖的艺术典范与千年文脉的稀世载体，《宝贤堂集古法帖》汇集128位书法大家的墨宝，是迄今为止全国保留原石最为完整的一部大型藩府刻帖。清初的傅山“博极群书”，大胆提出百家之学，首开近代子学研究先河。陈廷敬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康熙字典》，对我国汉文字的研究和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作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的山西现存历代古建筑2.8万余处，自唐至清一脉相承，或巍峨于通衢大邑，或隐逸于深山远村，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情趣巧妙地熔于一炉，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人文与自然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的文化见证和全人类的珍贵遗产。始建于明末的山西隰县小西天，现存1000余尊彩塑，包括佛、菩萨、罗汉、飞天、乐伎等形象，造型生动、姿态各异，被誉为“中国悬塑艺术博物馆”。平遥古城、祁县乔家大院等民居建筑文化遗产，是晋商组织制度、管理智慧、生活美学和价值观念的物化体现。悬空寺、崇善寺、解州关帝庙、碛口古建筑群等都在明清时期或重修或新建，成为“地上文物看山西”的精彩内容。
红色文化的熔铸之地。山西自古便是华夏风骨的淬炼之地，近代以来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壮阔历程，孕育了光照千秋的红色文化。
山西很早就有的活动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1920年，中国首批党员之一的高君宇，就回到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和1924年山西团组织、党组织先后建立。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闻名中外，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熔铸于伟大抗战精神，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在这里，晋察冀日报社出版了第一部《选集》。《在太行山上》奏响抗战强音，晋察冀诗人的诗歌和彦涵等人的木刻版画成为“战斗的武器”，通俗易懂的街头剧、活报剧成为“流动的抗战火炬”，晋绥平剧院掀起改旧戏创新戏的热潮。中国当代文学重要流派之一的“山药蛋派”在这里形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奠定了乡土、质朴的创作基调；连载《吕梁英雄传》的《晋绥大众报》几乎天天都被抢购一空，被贺龙称为“创造了大众文化运动中的模范榜样”。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闻名中外，太行精神、吕梁精神熔铸于伟大抗战精神，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图为百团大战纪念碑。 山西省委宣传部供图。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山西全省共有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及相关联其他遗址3400多处，是三晋文化红色基因的最鲜亮载体。
“惟进取也，故日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牢记习嘱托，以文物保护为根基，以守正创新为动力，以服务人民为宗旨，谱写出新时代三晋文化新篇章。颁布实施《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等文物领域地方性法规，建立“文物长制”，实行文物数字化战略，持续实施39处国宝级文物保护重大专项、长城重要点段、黄河流域重要文化遗产等重点项目，加强文物古迹、古老建筑、名城名镇、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非遗民俗等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不断把承载着中华民族基因和血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话剧《右玉》、广播剧《我从湾区来看你》、歌曲《瓷魂》、电视剧《三体》、长篇儿童小说《游过月亮河》、纪录片《寻踪晋商》、《何以关公》等一系列直抵人心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以文化点亮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紧紧围绕“华夏古文明 山西好风光”，不断完善旅游供给体系，构建大文旅格局，促进文旅、文博、文创、文艺联动，真正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新征程上，山西将在习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新时代文化强省建设，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