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用机关枪向反对派扫射，直到他们服输。那是比较简单的方式。但你也可以通过思想革命来彻底改变国家，从而把反对派争取过来而不是消灭掉。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采取？
19 世纪的维也纳像一个搅拌机，将流浪汉、敢于冒险的艺术家、忧心忡忡的帝国官僚、不知疲倦的商人搅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容器中，帝国落日的余晖让她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投怀送抱。
1907 年的维也纳火车站，一位年轻人将要在这里乘车奔往林茨，开动的列车加剧了他对维也纳的眷恋，在艺术世界留下自己笔墨的渴望仍紧紧抓着他的衣角。
如果说不久前初到维也纳时，他还可以肆意的沉浸在城市的艺术氛围中——游走于剧院间聆听瓦格纳的歌剧、临摹街道上宏伟的建筑、混迹在中央咖啡馆里——那现实的焦虑和绝望，将他关于艺术的幻想都装饰成了橱窗中的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
阿道夫·希特勒那一年 26 岁，报考美术学院的名落孙山挫伤了他与生自来的傲慢，他描绘的建筑画作兴许能让自己勉强糊口，但他画中的人物缺乏生机和鉴赏力，毫无艺术性可言。
急切想要回到重病的母亲身旁令他焦灼不安，他关于艺术的野心被生活中接二连三的灾难所压制，就像他多年以后回忆，“维也纳是我最艰苦的生活学校。”？
外部的困境让他过于脆弱敏感的神经缩回了探向外部世界的触角，疯狂的向内生长，它们交缠在一起混淆了他对艺术和生活、神话和现实的区分。
他的世界扎根在更宏大的艺术幻想中，理性、历史的客观性在这里苍白无力，只有源源不断的活力才能体现生命的意义——。
那是他第一次在剧院听到瓦格纳的《黎恩济》时感受到的能量，充满狂喜和激情，让他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
那是只有特里斯丹和伊瑟缠绵在一起的世界，由纯洁高贵的雅利安人围建的牧歌田园，美将摘下它沉重的翅膀，落在生活中，和存在融为一体，在一个批判和质疑无处藏身的世界中，拙劣的谎言和庸俗之美达成和解。
毋庸置疑，希特勒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中成功践行了自己这套拙劣的美学标准，仪式性的活动摧毁了一切理性和思考，跟随、体验和强烈的激情变成了生命唯一的意义。
集体的狂潮和个人崇拜紧密的结合，整齐划一的纳粹礼、制服与旗帜，极具煽动性的演讲让领袖与民众在那一刻史无前例的融为一体。
在歌剧般辉煌的场景中，燃烧的火把、花圈和民众的骚动共同演绎了具有现代主义性的祭祀仪式，人们重温了1913年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上演《春之祭》时的氛围。
这部芭蕾舞剧描绘了带有原始冲动性的献祭仪式，其过于先锋性质的舞蹈和打破逻辑性结构的音乐曾引起人们巨大的争议，就连它的主题也充满了矛盾和悖论。
纽伦堡的帝国代表大会则演绎了同样的无常性，希特勒指挥着被激情裹挟的群众共同跳起了狂欢的死亡之舞。
妇女、青年军团、褐衫军、工人和中产阶级全部卷入了关于创造美的公共活动和政治神话中，在这场他与人民共同创作的画幅中，他们将要孕育并创造新的未来，那里渴望进步、从刻板僵化的生活模式中解脱出来、可以随时感受到兴奋的浪潮，并奔向具有死亡般魔力的新世界中。
在这个过程中，团体的力量近乎完美，就像盖世太保和秘密察作为压制力量的工具存在的必要性一样，德国人的凝聚力以及奉献和牺牲精神也同样必要。
希特勒这个偏执的二流导演眼中只能容忍瓦格纳式的表演，对整体性的追求要打破一切壁垒，这幕剧中角色只有敢于抛弃并遗忘自我的战士。
就像埃克斯坦斯的同名书籍《春之祭》中提到的，“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运动，还是一种文化爆发。它不是由少数人强加的；它是在很多人当中发展起来的。”如果说纳粹的断头台是留给特定的群体：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和平主义者和斯拉夫人，那希特勒的美学机关枪中射出的子弹则奔向拒绝迷恋自我的人群。
自恋显然是使纳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单纯的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这场浩荡的文化浩劫将人类的丰富多元性浓缩为一个纳西索思，他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为过于迷恋湖面中映射的自身形象而溺水身亡，化为了水仙花。
但站在镜子前的希特勒显然无法着迷于自己的样貌，他既不具备自己大肆宣传的优越雅利安人种所具有的金发碧眼的形象，也不是世俗意义的成功者。
他不修边幅、作息混乱，只是一个羞怯于审视自身，善于煽动人群并沉溺在故作煽情的故事中的边缘画家。他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在极具主观性的臆想上，也许他认为自己才是《尼伯龙根指环》中斩杀巨龙的齐格弗里德，在每一部瓦格纳的歌剧中都有自己的身影。
它唤醒了人们对原始性那朦胧的怀旧情绪与崇拜情节，进入到戈尔丁在小说《蝇王》中描写的景致，在孤岛上的孩子们背弃了文明的价值，回归到杀戮与适者生存的原始状态。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和孩子般冲动的时代，活力和永不停歇的运动才是推进社会进步的终极力量，只有青年人无畏的直觉才能颠覆庸俗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建设新的世界。
希特勒将符合“纯净种族”要求的青年人收编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一方面为服务于国家和组织的需要，培育党未来的领导人，另一方面用青春理想主义的辞藻蒙蔽年轻人开放性的思考，他们将为政权搭建稳固的基石或化为炮灰。
1939 年，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就已达到接近九千万人，这个庞大的网络依照性别和年龄分割出不同的层级，十到十四岁的孩子们分别加入德国少年团和少女联盟，十五到十八岁的男女生则被分别吸引入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子联盟。
他们的生活被仪式和宗教式的虚假文化填充，从崇拜元首的陈词滥调到服从国家的律令，从篝火聚会、军事远足、体能训练到阅读与英雄主义相关的历史和神话书籍。所有的教育手段都旨在培养年轻人在准军事化的组织中树立克虏伯钢铁般的意志，变得野蛮和尚武好斗。
这一切都为了符合希特勒美学中关于健全的雅利安新人类的构想，因此体能训练受到了异常的重视，对抗性的运动如田径、拳击等被列入必修的课程，体育成绩成为了评价学生能力标准的重要指标。
在某种程度上，体育老师掌握了决定他们未来的生杀大权，而知识教育则被极端的忽视，就像希特勒曾说过“我不需要知识教育，知识糟蹋了我的青春，我喜欢让年轻人去学习他们自身的游戏冲动自由选择的东西。”。
因为它只会从德国历史观中摘出戏剧性的场景来服务于知识教育，用血腥的神话与传说来装点自己的意识形态，孩子们的课本中不再出现拟人化的动物故事，而是狂热的战争文学，充斥种族主义的作品，探讨“血与土地”的小说片段。
德国这个历来以思想、教育和艺术为傲的国度被希特勒庸俗的画笔弄得面目全非，这也促使二千五百位作家离开德国躲避纳粹的文化阴霾。
国家宣传部长戈培尔创作的小说《米歇尔》体现了纳粹美学的典范，战争是美丽温柔的母亲，战友情谊和般的友谊在她温柔的怀抱中孕育而生，懦弱的人死不足惜，英雄式的生活方式才值得一过。
教育的目的是在于让人们确立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种族身份以及这一身份承担的使命与义务，在浪漫化战争与杀戮的同时突出种族的优越性。纳粹的政治逻辑显然是审美式的，希特勒个人咄咄逼人的态度和演讲时虚张声势的手势都在表明，在过分矫饰的装饰之下，他颂扬的不过是皇帝的新装。
希特勒本人也是狂热的技术崇拜者，他着迷于技术力量带来的速度、冲击与控制力，他会不知疲倦的乘坐飞机往返于多个城市进行政治演讲，也享受乘坐飞快的奔驰座驾穿过人潮的体验。
钢铁和机器为他搭建了操纵民意的舞台，这些作为意念载体的工具充分展现了纳粹对于运动的活力和无常性的追求，它们笨拙、冷酷无情、泯灭人的情感价值、树立的意志的标准，但同时也是永恒运动和无限活力的化身，通过摆脱身体的局限展现精神层次的美和力量。
纳粹主义渴望冲突，不安于现状，乐于展现不成熟却又蛊惑人心的姿态，就像它那些从来不会细化的纲领一样只沉溺于宏伟的想象中，混乱的如同泥沼。它宣称唾弃英国人或法国人所代表的标榜物质力量的资产阶级文明，但依赖技术工具和物质力量仍旧是它操控政治、巩固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关键。
30 年代迅速发展的广播技术成了纳粹主义忠实的推销员，广播电台掌握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廉价的“人民收音机”被大规模生产，人们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住宅，学校还是酒馆都无法摆脱声音对思想的侵蚀。
领袖的讲话和思想会即时传达给民众，播放的音乐除了巴赫就是贝多芬，更多的时候是瓦格纳、国歌和高亢的进行曲。
偶尔的民间歌曲也只是在传递希特勒的个人品味，如同他本人对电影的嗜好一样，短命的第三帝国在国家的操控下拍摄了一千多部影片，但基本被低级反犹电影、浪漫片、音乐剧和展现纳粹政权下幸福生活景象的政治宣传片所充斥，除了那两部经典的纪录片《奥林匹亚》和《意志的胜利》之外乏善可陈。
尽管它们诞生的初衷仍是服务于政治宣传，但却从艺术的角度记录了那个时代疯狂的幻觉，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希特勒如何像中世纪的巫师一样在布道台上取悦并控制民众，灌输那套经过精细装点仍漏洞百出的政治美学。
希特勒青年时代的好友库比席克曾回忆他关于恢弘事物的迷恋，当他们漫步在维也纳街头时，希特勒就乐于施展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好友阐述自己对于市政建筑规划的构想，日后他也得以实现在食不果腹的岁月被压抑的激情和成为建筑师的幻想。
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极权体制乐于通过庞大的建筑来彰显政权和领袖不朽的威严。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曾说过要将莫斯科建成新的麦加，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战士的朝圣之地。希特勒当然不会在他厌恶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前示弱，党的集会地和奥林匹克运动场让人望而生畏，新的总理府也符合他新古典主义的趣味。
全国总计三千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建设动用了数以万计的劳动力，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不仅拉动了汽车产业的消费力量，也传达了他的信念，公共工程和建筑是用来体现纳粹价值的最佳象征，在混凝土构件的永恒真理面前，不仅个体的价值脆弱不堪，集体也随时被征用来创造毫无生命力的美学实践。
纳粹美学的迹象或许源于思想匮乏的魏玛共和国，或者在封建军事专制的普鲁士和好战浮夸的威廉二世那里就已蠢蠢欲动，他们强调能量和扩张，集体和荣誉，蔑视民主、自由主义、个体尊严，这些为纳粹主义空洞浮夸的表演做好了预热彩排。
但希特勒绝不仅仅只是这颗文化炸弹的引线，他过于敏感的艺术思维、扭曲的价值观念、对自我膨胀的过分迷恋、鼓动性的个人魅力都促成了他将庸俗艺术的美学转变为病毒、集中营的焚尸炉和机关枪，它们的共性在于千篇一律、效率、对速度的痴迷和无法遏制的死亡崇拜。
他还妄想建造能容纳百万人的希特勒广场，为十几万人提供活动空间的会议厅和具有炫耀性的凯旋门，或许这些都不能满足他青年时代对瓦格纳和北欧神线 年，在盟军的轰炸下，希特勒对柏林那些不切实际的辉煌许诺灰飞烟灭，整个城市宛如人间地狱，满目疮痍，破败不堪。 当苏联人的坦克碾压在柏林残破不堪的街道上时，始终视女人为思想累赘的希特勒与情妇爱娃布劳恩在总理府的地下室完成了婚礼，随后它将未竟的荒诞梦想、改造人类的蓝图和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手指下的扳机，完成了狂野的一生中对人类文明唯一有价值的行为艺术。
本文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上文提及的《春之祭》一书，该书作者对纳粹背后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动机作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以及它和现代主义艺术观念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是如何将个人的美学观念转化为纳粹的意识形态，它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权利的导向，并构成我们现代生活无处不在却又不为人知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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