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小说
一些美西方媒体一看到中国安全官员访问缅甸，就下意识地对相关安全合作进行西方式“脑补”。他们有的戴着意识形态眼镜，暗示缅甸仍是国际社会中的“异类”，对中缅在安全上“走近”十分惕；有的则联系缅北最近的战乱形势，将中国描述成试图干预，甚至操纵缅甸内政的一个强权。不得不说，这些想象都是高度西方化的，它们反映出来的是美西方政治精英头脑中的安全观，而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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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望云，阻击广东梅县，生长于广西罗城，30年代抹走上文坛，在桂林等地从事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1941年出版第一个散文集《拾荒集》。《烧鱼的故事》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通过溶江边上一个农家少女烧鱼的生活片段精确而感人的描述了战时乡间人们的心态。1942年起在《大公报》任记者，积极投身于大后方的抗日救亡文化工作。1946年起任重庆《大公报》采访主任，写了不少专访和特写，其中《闻一多的道路》、《十年谈判的周恩来〉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1949年后在广州从事鲁迅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1960年转到？南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并发表了几十篇文艺理论文章，还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有关古典诗词欣赏的专栏文章。1978年冬到香港出任〈文汇报〉副总编辑。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继续从事散文、杂文创作，1982年后连续出版了两部论诗的专著。1988年当选为香港作家联谊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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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生于江苏淮安，1949年考入上海人艺学馆学习表演。1956年由上海人艺调入中央实验话剧院。在话剧、影视剧中塑造了近百个角色，主要作品：话剧《一仆二主》、《桃花扇》、《汾水长流》，电影《天云山传奇》、《八仙的传说》，电视剧《红岩》、《京城缉捕队》、《最后的99天》等。
1981年，他在大导演谢晋执导的《天云山传奇》中饰演男主角罗群。该片上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获得第1届金鸡奖和第4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等多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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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维坚的演员道路深受著名导演孙维世的教导影响，他在回忆孙维世和金山的散文《人生总如初相见》中，深情感谢了前辈艺术家对自己的关爱和提携。孙维世曾经对石维坚说：“正剧、悲剧、喜剧、闹剧，正面、反面，中国的、外国的各种角色都要演，这样戏路子才会宽，如果认为自己是演小生的，就只演小生，那么，你的艺术道路会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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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烟草行业实行以烟草专卖制度为基础，以“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为运行机制，以“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为组织形式的国家烟草专卖治理体系。
习在听取新疆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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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议在京举行 习亲切接见纪念活动筹办工作各方面代表！
金庸的成功，到底是不可重复的奇迹，还是能够转化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若是后者，则敢问“路在何方”?金庸先生逝世一年后的今天，重读陈平原就金庸的“雅俗”问题所作的论述，仍有很大启发。本文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4年于中大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是北大首批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究或教学。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学术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代表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老北大的故事》、《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等。
所谓雅俗之争、所谓大/小传统之别、所谓高等/大众文化的分野，由于《笑傲江湖》等小说的出现，变得更加复杂。
在上述三对概念中，“雅俗”的历史无疑最为久远，边界也最为模糊。选择相对含混的“雅俗”作为论述的主线，缘于金庸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迷恋，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谈论武侠小说在本世纪的命运。
作为参照系的，不只是“新文学”的迅速崛起，或者工业文明的横扫千军，还必须将“旧文学”之“被压抑”以及“不绝如缕”考虑在内。
时至今日，称金庸的贡献在于其以特有的方式超越了“雅俗”与“古今”，不难被学界认可。难以说清的是，金庸的成功，到底是不可重复的奇迹，还是能够转化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若是后者，则敢问“路在何方”?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追问金庸是否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品格，或者设想武侠小说到底还能走多远，主要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从另一侧面理解这一小说类型的潜力，并进而破译金庸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浙江海宁人。华人最知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博士。他在1948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明报创办人，并著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14部武侠小说，金庸小说深受欢迎，不少文坛才子和读者都提笔撰写书评，形成「金学」研究的风潮。被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斗”，更有“金迷”们尊称其为“金大侠”或“查大侠”，亦被喻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谈论本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兴衰，无法绕开其与“新文学家”的尖锐对立。金庸自然也不例外。惟一不同的是，金庸不满足于自坚营垒，而是主动出击，对新文学家的选择颇多微词。因而，本文的写作，不能不时时回应五四以来新文学家对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的严厉指责。
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里撼江湖》、《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本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五四以降，创作态度稍为认真的武侠小说家，面对新文学家义正词严的道德讨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自家创作辩护的，寥寥无几，而且也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原因是，著名的新文学家多为“大知识分子”，政治上举足轻重，在文坛上更是能够呼风唤雨，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绝非卖文为生的平江不肖生们可比。另外，新文学家之批评“旧派小说”的“金钱主义”以及以“消闲”为惟一旨趣，基本上击中要害。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文人无论新旧，对于纯粹“游戏”、“消闲”的作品，评价历来不高。一句“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便足以使金庸放弃为武侠小说辩护的责任。至于金庸本人，为何一面自贬身价，一面乐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体说来，便是《明报》的事业。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像。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评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
金耀基，浙江天台县人。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讲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曾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访问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人的梦魇》《从传统到现代》《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民本思想史》《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的现代转向》《社会学与中国研究》。
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时间差，可这不妨碍我们将其相提并论。因为，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我关注的是，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后才单独刊行的）。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几“不可同日而语”。金庸之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评，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这才能理解金庸为何对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如此“动机不纯”，难怪其对于仅局限于此的同道，不太恭维。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对此十分自豪。在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仪式上，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校方表彰的是“新闻学家”，金庸演讲的是“中国历史”。至于武侠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如此立说，确实让无数“金迷”大失所望。不愿意只是被定义为“武侠小说家”，金庸于是不时提醒读者，请关注他真正的“学问”。
其实，关于金庸的传记或著作，大都会提及其值得夸耀的“《明报》的事业”。本文只是将常见的“并列句”改为“因果句”，而且不是从《神雕侠侣》对于《明报》销量的决定性影响立论，而是反过来，强调办报纸、写社评对于《笑傲江湖》等小说创作的意义。社论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像，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偏偏极力否认其有所影射。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称….
其实，小说家之追求普遍意义，与政论家的注重现实感慨，并不完全抵牾。说“影射”或许过于坐实，但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极度反感，毕竟包含着明显的现实刺激。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就在左右手交错使用之际，不可避免地，“串行”发生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无影射，二说皆可。就像六朝人娴熟藻绘骈偶，即便无意为文的著述，在后人眼中，也都颇有“文章”的韵味。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武侠小说与《明报》社评，二者不可通约，可也并非完全绝缘。强调金庸的小说与政论之间的互补关系，其实是为了指向武侠小说之特色：极大的兼容性。很难想像言情小说或侦探小说也能如此“兼容”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历史。篇幅巨大，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小说家纵横驰骋，这并非主要原因。关键在于，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武侠小说从一诞生起，便趋向于“综合”。
武侠小说有一点不易为人公认，甚至武侠小说的作者也鲜少意识到的，那就是武侠小说可以融合各种小说类型及小说写作技巧。
古龙举出金庸的小说对于历史小说、推理小说和爱情小说的借鉴。其实，这并非金庸个人的独创，而是小说类型的内驱力决定的。
古龙，原名熊耀华（1938年06月07日 至 1985年09月21日），著名武侠小说家，新派武侠小说泰斗和宗师。他在1969年创作了一部先有剧本后有小说的武林奇书《萧十一郎》，赢得读者的广泛赞赏。古龙与金庸、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他的武侠小说创作理念是“求新求变”，不受传统拘束，将中外经典镕铸一炉，他为“武侠美学”理念的形成与“武侠文化”的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古龙为人豪气干云，侠骨盖世，才华惊人，他以丰富无比的创作力，留下了70多部精彩绝伦、风行天下的武侠巨作，影响巨大，开创了近代武侠小说新纪元，将武侠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我的论述框架中，游侠文学源远流长，但作为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则只能说是后起之秀。清代侠义小说在其走出混沌状态的过程中，从公案小说学来长篇小说的结构技巧，从英雄传奇学来打斗场面以及侠义主题，又从其对手风月传奇那里学来了“既侠又情”。进入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声威日渐壮大，其综合能力也日渐高超，以至逐渐成了章回小说的代表。六十年代范烟桥改订《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时，论述的次序是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九十年代王先霈等主编《八十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武侠小说已经成了通俗文学的排头兵，而后才是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等。后起的武侠小说，有能力博采众长，将言情、社会、历史、侦探等纳入其间，这一点，其他小说类型均望尘莫及。这就难怪，世人之谈论“仍然健在”的传统中国小说，很容易举出武侠小说作为代表。
武侠小说之日渐走向综合，必定对作家的学识与修养提出较高的要求。可以像古龙那样凭借个人天赋出奇制胜，但武侠小说的“名门正派”，非金庸莫属。《碧血剑》之附人物论《袁崇焕》，《射雕英雄传》书后之成吉思汗家族诸传记，《倚天屠龙记》之描写明教及元末历史，还有《鹿鼎记》中大量的注解，都只是金庸学识的冰山一角。凡读过金庸小说的，无不对其历史知识与文化修养之丰厚留下深刻印象。
这里举两篇文章为例。冯其庸在《读金庸》中称：“一个小说家具备如此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而且文章如行云流水，情节似千寻铁链，环环相扣，不可断绝，而且不掉书袋，不弄玄虚，平平叙来，而语语引人，不可或已，这已是十分难得的了。”严家炎的《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则曰：“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像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
严家炎 (1933～)笔名稼兮、严謇。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8年肄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副博士研究生。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著有论文集《知春集》、《求实集》、《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世纪的足音》，专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金庸小说论稿》，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纲》，与唐弢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
金庸小说的这一特征，又因新文学家之“主动弃城”而显得格外突出。小说家必须承担传播文史知识的重任，这在古代中国，乃天经地义。罗烨的《醉翁谈录》、凌云翰的《剪灯新话序》以及“袁宏道”的《东西汉通俗演义序》等，其谈论的对象，分别指向话本、传奇和章回小说，可都强调作家必须“好古博雅”，方能满足读者获得文史知识的需求。
可惜的是，新文学家主要关注现实世界，或突出理解与干预，或追求夸张与变形，放弃如“古已有之”的传播知识的功能。其结果是，小说家过于依赖一己有限的生活积累，而不太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以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也是新文学家的王蒙，必须站出来大声呼吁“作家的学者化”。
这一呼吁，直接针对的，便是著名作家“没文化”这一奇异现象。反而是武侠小说家主张“知识面越广越好”，尤其应具备古典诗词、宗教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基本修养。在传播传统中国的文史知识方面，新文学家明显“不负责任”，这就难怪不少人将好的武侠小说作为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书来阅读与品味。
金庸之值得格外关注，主要不在于文化知识的丰富，而是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能力。查先生对此颇有自信，在北京大学讲历史而不讲文学，正是此心态的最佳表现。将外族入侵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称中国历史上七次大的危机，同时也是七次大的转机。
此说据说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大获好评，教授们“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因此，当查先生称“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时，未能博得满堂掌声。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可话说回来，作为小说家，金庸突破严守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确实十分难得。与曹禺之接受周总理嘱托写作“歌颂民族大团结”的《王昭君》大不一样，金庸是在自己的阅读与思考中，逐渐形成独立的“中国历史观”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在小说中发挥得非常出色。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金庸如此自述。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秋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家国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可所有这些，均不及最后一点值得注意：金庸小说中的“易代”，往往纠合着激烈的民族矛盾，而这，正是其驰骋学识与才情的大好疆场。
不过，对于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过高。这里强调的是，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对于此类“横通”的本事，专家们往往不太以为然。比如，学者们常以讥讽的口气谈论林语堂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其实很不容易。跨越不同文化领域，所需的学养与胆识，非只有“一技之长”的专家们所能想像。据说，戴高乐也曾戏称雷蒙阿隆为“法兰西学院的记者和《费加罗报》的教授”。此说表面刻毒，却并非一无可取。在某种意义上，擅长跨越既有学科边界，乃各行各业“大家”共同之拿手好戏。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像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五四一代新文学家中，像周氏兄弟那样学养丰厚的，并不少见；问题是，三四十年代以后，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更强调“生活积累”而不是“文化修养”。这里有家庭经济及教育水平的限制，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五四新文化思潮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判，使得以“进步”自居的后生小子，往往低估了祖先的智慧与才华。不能说没读书，也并非真的把线装书统统扔进茅坑，而是以西方文化剪裁中国文化的大思路，使得作家们普遍对传统中国缺乏信心与兴趣。
就在这新文学家主动放弃的大片沃土上，金庸努力耕耘，并得到丰厚的回报。金庸对自家工作的意义，有足够的自信。屡次发言，均在此大做文章。在《文人论武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中，金庸直截了当地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
章回小说的结构方式、简洁高雅的文学语言、再加上描写的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小说中体现的又是国人乐于接受的价值观念，金庸的武侠小说于是不胫而走。至于新文学家写作的“文艺小说”，在金庸看来，“虽然用的是中文，写的是中国社会，但是他的技巧、思想、用语、习惯，倒是相当西化”。称鲁迅、巴金、茅盾等人是在“用中文”写“外国小说”，未免过于刻薄；但新文学家基于思想启蒙及文化革新的整体思路，确实不太考虑一般民众的阅读口味。
具体到武侠小说的评价，新旧文学家更是如同水火。这里必须将近在眼前的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考虑在内。郑振铎称新文化运动初起之时，“`新人们’是竭了全力来和这一类谬误的有毒的武侠思想作战的”，原因是义和团的降神仪式及“刀枪不入”记忆犹新，不由人不对其“使强者盲动以自戕，弱者不动以待变”保持高度惕。同样将关于游侠的想像作为“民族性”来理解，金庸与郑振铎的态度截然相反。后者称“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大力张扬处于民间的、反正统的游侠精神，在金庸看来，符合现代人对于传统的选择与重构，并无不妥之处。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一箫一剑平生意”(龚自珍诗)，千古文人之侠客梦，并不完全认同于某一具体的人物或事件。游侠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之所以活跃在古往今来无数文人笔下，因其容易成为驰骋想像、寄托忧愤的对象。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作家，对于游侠精神，会有截然不同的诠释；但这并不妨碍“游侠”对于中国文人的巨大感召力。现代学者中，不乏对游侠情有独钟的，倒是新文学家基于思想斗争的需要，完全舍弃对于游侠的追怀。
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定是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大著作，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我越想这事越伟大，只是谢以仆病未能。
张氏心目中理想的武侠小说，应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故将目光锁定在“四川的袍哥、两淮的帮会”上。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等，倒是以四川袍哥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其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借鉴，取艳情而非武侠。
本书的时代为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年，即甲午年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以后，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一段时间。 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乡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 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
另外两位有可能写作武侠小说的新文学家，一是老舍，一是沈从文。前者不只有《离婚》中的赵二爷或短篇小说《断魂枪》可作样稿，据说还真有闯荡江湖的打算；后者极力赞赏湘西混合着浪漫情绪与宗教意识的游侠精神，甚至称“游侠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很可惜，以长篇小说见长的沈、舒、李诸君，虽则对游侠精神、世俗生活以及民间帮派深有体会，却不曾跨越雅俗之门槛，介入武侠小说的写作。否则，当不至于让金庸独步天下。
二三十年代新旧文人关于武侠小说的争论(准确地说，是“讨伐”，因理论上旧文学家绝非新文学家的对手)，使得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新文学家，轻易不肯“浪迹江湖”。只有像宫白羽那样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方才“改行”写起武侠小说来。让章回小说家垄断关于游侠的想像，在我看来，乃五四新文化人的一大失策。现实中的武侠小说不如人意，这不应该成为放弃游侠的充足理由。在我看来，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大传统如儒释道固然重要，小传统如游侠精神同样不可忽视。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的游侠，在本世纪许多一流文人的视野中消失，这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及文学史，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宫白羽（1899—1966），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原名万选，改名竹心，原籍山东东阿，是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武侠小说作家，1928年来到天津，长期在报社、电讯社任职。 1938年，宫白羽因在《庸报》连载《十二金钱镖》一举成名。 同年他创办正华学校，次年创办正华学校出版部。 晚年致力于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 宫白羽作品包括： 《十二金钱镖》、《武林争雄记》、《偷拳》、《血涤寒光剑》、《联镖记》等。 他的武侠小说作品并被称誉为“北派武侠小说五大名家”之一，与“帮会技击派”郑证因、“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悲剧侠情派”王度庐、“奇情推理派”朱贞木齐名。
游侠精神之值得关注，与武侠小说的发展前景，二者并不完全等同。金庸的成功，既是武侠小说的光荣，也给后来者提出巨大的挑战：武侠小说能否再往前走?文学史家及金庸本人均承认，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位。这自然没错，可还必须添上一句：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文类的潜力及预留空间的大小。
从《三侠五义》到《笑傲江湖》，一百多年间，武侠小说迅速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接下来的话，可就令人泄气了：“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溢恶，而此道又衰落。”金庸等人的崛起，又使得此“宋人话本正脉”再度接续，且大有发展余地。鲁迅所说的“平民文学”，包括精神和文体。前者定位在庙堂之外，自是十分在理；后者局限于“话本正脉”，则略嫌狭隘。
中国历来鄙视小说的氛围中，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率先把小说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加以系统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建立了中国小说史的独立体系，为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或许，下个世纪武侠小说的出路，取决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取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标新立异的主动)，以及传统游侠诗文境界的吸取(注重精神与气质，而不只是打斗厮杀)。某种意义上，金庸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以为，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毕竟，对于史家与文人来说，游侠精神，是个极具挑战性且充满诱惑力的“永恒的话题”。
美国财政部本周早些时候也公布了新的反俄制裁方案，涉及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其他国家的300多家公司、银行和数十名个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3日表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滥施单边制裁贻害无穷，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安全，造成人道惨剧，破坏产供链稳定。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方制裁更是变本加厉。而这种乱舞制裁大棒的做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成为世界一个主要的风险源头。
6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钟自然被开除党籍，受贿、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台湾民意基金会”今日（6月18日）公布最新民调，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声望为48.2%，相较上个月重挫 9.8 个百分点。该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表示，在台湾，一个百分点代表 19.5 万人，10 个百分点代表近 200 万人，上任不到一个月，流失近200万人支持，是一个严重的讯。
文学的魅力，在于以精炼之笔勾勒世间万象，于方寸间，藏尽人生百态。这份书单，汇聚了中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有沈从文笔下湘西的纯净怅惘，萧红童年里的沉痛记忆，鲁迅神话中的尖锐讽刺；也有白先勇笔下流离者的群像，卡夫卡预言的异化危机。现在，翻开书页，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精彩纷呈的故事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慢”的。慢到渡船吱呀、山歌飘远，慢到少女翠翠把懵懂爱恋熬成一生。故事虽短，却像江雾，读完不散，反在胸腔里越积越浓。
小说没有激烈冲突，却让“爱而不得”的怅惘，成了每个人心中的白月光。这是中国文学里最纯净的故事之一，读完就像喝了一杯清冽的山泉水，清甜之后，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关于等待与遗憾的人生。
萧红把“荒凉”写得入骨：跳大神、放河灯，小团圆媳妇在封建陋习中悲惨离世……她不给故乡涂粉，反而直面贫穷、麻木与暴戾的真相。读罢才懂：真正的悲悯，不是刻意渲染悲伤，而是清醒地揭开苦难的面纱，让我们看见底层生命的挣扎。
很少有作家能像鲁迅那样，以独特的视角改写神话，在他的笔下：后羿射日射累了，竟蹲在地上数乌鸦；大禹治水变成“摩登”工程师，忙着画图纸。看似戏谑的笔触，却藏着对现实的尖锐讽刺，老故事读出新味道，颠覆你对鲁迅的固有印象。
白先勇的台北，没有地标，只有“外省人”——老副官、没落名媛、昆曲名角……每人一篇，合起来是一部“失乡者群像”，他们明明活着，却在回忆里先一步下葬。读完这本书，像深夜走进旧照相馆，灯光一亮，底片全是故乡。
卡夫卡只用3万字，就把“社畜”写进甲壳里。格里高尔变成虫，家人变成“绩效评估表”：第一阶段惊讶，第二阶段嫌弃，第三阶段清除。小说看似荒诞，却精准预言了现代社会的“异化危机”：当人被物化为工具，亲情、尊严乃至生命都将变得脆弱不堪。
赫尔曼・黑塞通过古印度婆罗门之子悉达多的求道历程，探讨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从弃绝世俗到沉沦情欲，再到最终在河边悟道，悉达多的旅程象征着每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书中那句“世界并非不圆满，也并非慢慢走向圆满，它时刻都是圆满的”，至今仍激励着无数迷茫的灵魂。
默尔索因为没在母亲葬礼上流泪，便被贴上“冷漠”标签，最终因“不合时宜”的性格被判死刑。加缪用冷静到近乎残酷的文字，写尽现代人的疏离与荒诞，让我们重新思考“正常”与“异类”的边界。当我们为了迎合社会期待而戴上各种面具时，默尔索的“真实”或许能给我们勇气——去直面内心，探寻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经典作品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它们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农场动物推翻人类统治，却在权力斗争中重蹈覆辙——猪成了新的“独裁者”，书中那句“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更是道破了权力异化的核心真相。奥威尔用看似简单的动物叙事，撕开了极权主义的伪装，整部小说篇幅精悍却字字有力，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示意义。
合上书页，就像告别了一段段鲜活的人生旅程。它们或是让我们看到生活的无奈与希望，或是启发我们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度思考。故事虽已结束，但它们所带来的感动、震撼与启示，却如种子般在我们心底生根发芽。愿你带着这些文学的馈赠，在现实世界中，继续探寻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去书写独属于你的精彩故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今年我国支原体肺炎高发，叠加之下是否会导致即将到来的流感更加严重？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时介绍，“支原体肺炎会使抵抗力下降，加大继发感染其他微生物的可能性。如果适逢流感病毒传播，有可能相互加重疫情。”。
中新网11月1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左宇坤）从“问世”，到“隐退”，再到“重出江湖”，在各地为提振楼市各出新招的背景下，曾流行于棚改高峰期的房票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修订发布《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自2023年11月10日起施行。《办法》明确，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境外机构入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准入条件，允许境外非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出资人，取消境外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出资人的总资产要求。
粟裕是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名列十大开国将军之首，戎马一生，歼敌无数。这样一位铁血硬汉，在家庭教育上也很成功，其中长子成中将，长女嫁陈毅之子，次子曾为。
都说虎父无犬子，威名赫赫的粟裕和三个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的子女，用堪称波澜壮阔的一生，向我们证明了什么叫做“将门之后，铁血担当”。
但对于粟裕来说，令人啧啧称奇的英勇作战并不是最令他骄傲的，他一生最自豪的是培养出了三个人中龙凤。
许多人曾劝过粟裕，新中国成立后该带着夫人和孩子们享享福，不要再对孩子们高标准、严要求，毕竟身为将军之后，本身资源丰厚些也没有大碍。
他认为身为党的儿女，不应该贪图个人享受，只想着靠父亲军功福荫做纨绔二世祖，而不是从最基层吃苦受累、脚踏实地为人民做好事，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子女！
粟裕从此以后更加严苛地要求子女们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在岗位上勤恳敬业，在不断地磨炼中培养自己的党性。
长子出生于1942年，当时粟裕担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在抗战一线杀敌报国，年幼的只能由母亲楚青带着，整日待在随军的保育院中，很少见到父亲的面。
当时战事频繁，粟裕不仅要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还要提防着军队反水，围剿新四军部队，另外还要对抗行军途中的各大军阀势力，有时几乎夙夜不寐地分析战场情况，剿灭明处暗处的敌人。
分身乏术的他选择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战争，为建立伟大的新中国而不懈奋斗，自然而然地就将自己的小家抛在脑后，根本没有时间去看顾楚青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于是他为外孙起名“戎生”，既表明了孩子生于戎马之时，也表达了对粟裕浴血奋战的戎马生涯表示认可。
生在军人家庭，长在战场之上，本身就具备一名优秀军人的潜质，从不无理取闹，个性也十分坚强。
即便如此，粟裕仍然觉得孩子缺少一点果决和勇敢的气质，因此当提出想要学习游泳时，粟裕二话不说，将儿子带到泳池边，塞给他一支木棍，然后猛地将他抛入泳池。
粟裕站在泳池边，望着朝自己投来求救信号的儿子，丝毫不为所动，还告诉卫员和其他小战士不许帮忙。
求助无门的只好挥动着小胳膊小腿，在泳池中扑腾了起来，不过这种教学方法虽然简单粗暴，但是意外地有效。很快就掌握了游泳的技巧，没几天就能在水里遨游了。
粟裕这种教子方式非常实用，他给儿子上的这堂课就是“任何时候不要依赖他人，一定要独立自主地过好人生。”！
粟裕没有干涉儿子的决定，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在国防力量方面还无法与列强相比，正需要年轻的血液去研究、填补国防空白。
粟裕告诉夫人，戎生身为将军之后，不应该在战斗时刻退缩，现在中国需要他，那么他就应该不怕牺牲，不怕流血，奔赴战场守卫祖国。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早已掌握了大量军事理论和技巧，许多次危急时刻，他都靠着父亲的教导化险为夷，反败为胜。
有一次，美军的侦察机在防空洞附近盘旋，等到侦察机贴近之时，集中火力，将侦察机当场击落，在军中荣立三等功。
正是这种关心但不溺爱的教育方式，让逐渐成长为一个吃苦耐劳、踏实勤恳的正直青年，身上没有浮躁习气，永远沉着冷静。
越南战争告一段落，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但是还没有呆上多久，粟裕就鼓励长子奔赴珍宝岛战争一线。毅然赶赴前线。三年时间让历经险情，再度成长。
粟裕将军去世后，秉承父亲的意志，继续在军队中工作，为部队建设和作战训练开展科学研究，荣获国家和军队科技方面多个奖励，我国军队现代化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于1999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粟裕的高标准、严要求不仅对长子，对待自己的女儿粟惠宁，他也是秉持严格的教育理念，丝毫不放松。
粟惠宁是新中国成立那年出生的，当时祖国虽然依旧百废待兴，但是已经度过了强敌环伺、列强入侵的危难时期。
不经历风雨，怎能成长为参天大树；不体会挫折，怎能成长为中流砥柱。粟裕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开国将军，他深知安逸生活会让人失去奋斗的力量。
于是粟裕对女儿的生活和教育方面十分严格，不仅叮嘱她要以军人的纪律要求自己，时刻谨记军容军纪，对待关于人民利益的事上，一定要严肃慎重、克己奉公，不能倚仗身份欺压他人。
年幼的粟惠宁在父亲粟裕的耳提面命和身体力行中，早早学会了谦虚谨慎、勇敢坦诚、平等互助等优良品质，许多人都称赞她是坦坦荡荡是、坚强自律的小大人。
粟惠宁大学毕业之后，粟裕鼓励她去到第二炮兵的队伍中服役，在军队这个高度纪律化的地方磨炼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的斗志，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来，才能真正成长为祖国需要的人才。
粟惠宁欣然报名，前往第二炮兵服役。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会让军营里许多人“另眼相待”，不愿意享受特权的她隐瞒粟裕之女的身份，埋头在基层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干了起来。
不过粟惠宁干了一段时间后，岗位调动非常频繁，经常是在通信值机员岗上干几个月，又调去做讲解员、炊事兵等，根本没有办法在一个岗位上深挖苦干，掌握牢固经验，这让她十分苦恼。
她写信给父亲，说自己的战友都通过父母关系调岗，去了更能发挥能力的地方，她也想要调去合适的岗位，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业，为国家奉献一份力量。
粟裕回信中并没有批评她，但也没有同意她的请求，只是向她解释了一下工作岗位频繁调动的客观因素，嘱咐她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工作变化。
并叮咛道：“惠宁，你想调往别的单位工作，则需要你自己努力，苏联小说家高尔基，以前还曾做过洗碗工、锅炉工呢。你在甜水里长大，更要自觉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
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下，粟惠宁咬牙在部队坚持了下去，最终成为了军中大校。因为父亲的严格要求，粟惠宁没有像别的军二代那样靠着父辈光环，只知钻营取巧，反而在部队基层的磨炼中学得一身本事。
粟惠宁不仅在军营事业中取得成功，而且在家庭上也十分美满幸福。她的爱人正是陈毅将军的儿子陈小鲁，两人幼年时便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成年后互生爱慕，最终喜结连理。
粟裕对于陈小鲁十分关心，毕竟陈毅是和他并肩作战了许多年的完美搭档，过命的交情早已让他们二人成为好兄弟。
不过陈小鲁并没有像妻子一样，留在军中继续发展，而是复员后去做了生意。他的军衔最高是上校，比妻子的军衔低了一级。
粟裕次子粟寒生，生于中国解放战争关键时期，当时粟裕身为首长，必须专注于战事，无法分心照顾粟寒生的成长。
他从母亲、兄长和战士们的口中听到了父亲的赫赫战功，对父亲舍身忘死保卫祖国的高尚情操十分佩服。
都说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粟寒生还未见过父亲，便已经在父亲的实际行动中学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也学到了立身为国、立志为民的理想信念。
粟裕非常支持小儿子的这个决定，他知道当时中国海军建制尚不完全，海战经验欠缺，正是缺人试验的时候。
进入舰队开始上舰训练后，粟寒生才意识到，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真的不容易。他本身是晕船体质，上舰后还未开始训练，便已经饱受晕船之苦，每天吃了吐、吐了吃，虚弱的根本爬不起来。
班长见状让他吃点晕船药，可以缓解痛苦。不过粟寒生考虑到晕船药只能缓解，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必须克服难关，快速适应海上训练节奏。
当他忍受不了想要放弃的时候，就会从父亲的临别嘱咐中汲取力量：“儿子，到了部队一切靠自己，记住，你首先是人民的儿子，其次才是我粟裕的儿子。别人能做到的，我希望你也能做到。”？
粟寒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在海军部队中严谨学习，刻苦训练，最终成为一名资深的海军船长。在日复一日的海上生活中，粟寒生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但他仍然咬牙坚持了战斗。
不仅业务能力出众，粟寒生还有着十分宽广的胸襟。他在张灵甫的遗孀王玉龄八十大寿时前去贺寿，向她送去真挚的寿诞问候。
粟裕戎马一生，六次负伤，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与死神擦身而过，直到去世火化后，骨灰中的三块弹片仍然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位战斗英雄的无言史诗。
但是粟裕的战斗精神和伟大理想被三个子女完美继承，他们在传承并发扬广大的同时，也会学着父亲的教育方式，用言传身教来养育自己的后代，将精神与意志代代传承下去。